人类在二战后享受了一段增长黄金期，时间较长。而当下，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许多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，重塑了我们的发展环境。
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，就在这一年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，而这场危机在发展理念和学理思潮上产生的影响深远，其标志性内涵就是“新自由主义”（某种程度上也称“华盛顿共识”）导向下的进程终结。诸多逆势思潮与行为涌现，那以后就有观点认为，今后“新保守主义”“新干预主义”将处于上风。
美国近几年的政策是加速国际发展环境转变的一个动因。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了“美国优先”的政策，以单边制裁对付竞争者，不仅退出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TPP），还阻挠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运行。而拜登政府上台后，又突出国家安全战略，提出“对华全面战略竞争”，破坏了基于普遍性开放发展原则的多边主义。
近年来，美国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贴上政治、战略“威胁”的标签，企图通过规则制定、项目引导、政策实施和舆论引导，限制中国与西方（进而延伸到其他国家）的经济联系，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，借安全之名强迫市场链接、技术、商品、资金关系的分割甚至“脱钩”，缩小中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市场的拓展空间。不仅是中国，整个世界都被这种“脱钩”的负面阴影笼罩。多年来，中国是世界经济开放发展、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，限制中国，也必然是给世界经济的发展使绊子。
俄乌冲突本身的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综合影响呈扩大之势，进一步重挫原有全球化进程。一方面，这场危机拉低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速，阻滞能源和粮食的国际贸易，推升了全球通胀；另一方面，更为严重的是，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是全方位的，尤其是殃及了全球金融交易系统、外汇储备、海外资产等多个方面，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经贸规则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由于国际社会日益阵线分明，规则的改变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。
这种改变会降低许多国家对现行规则、标准和机制——例如被西方用来对付俄罗斯的现行金融交易系统，以及被制裁的俄海外资产——的信任度。出于对未来交易、资产安全的担心，很多国家会倾向于采取不同的规则、标准和机制，从而使得世界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化。